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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语文教材,害惨语文教育

作者:澳门新葡亰在线游戏    发布时间:2019-11-19 05:21     浏览次数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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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然现今的语文教育并不尽如人意,但因此就承受诸多无妄批评和指责,是不是也同样没道理?

  有一个小说家当爹妈,优势自不必说。但现代教育面向的是全体国民、全体学生,需要面向更多的人群,“必须有平等、规模、效率等价值的考量,很多时候得出的只能是中间值。”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倪文尖说。所以,在现行教育制度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时候,家长的私人定制和引导成为另一种补充教学。“不在乎成绩,重要的是告诉他如何学习”,私人教科书的出现试图弥补批量式教育的缺陷。

“现在有一种说法很典型,认为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也比今天的编得好。还有一些学者在鼓吹,民国教材选的都是美文,在选文上也比今天要高明。”昨天,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百年语文的回顾与展望”首届语文教育论坛上,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绍振直言,这些说法,纯属胡说八道。“当时的课本,很多内容不仅称不上美文,而且蹩脚文章不少。”

  自备教材,度身定制

  昨天的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认为,盘结在语文教育身上的外界干扰实在太多,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见不作澄清,任其混淆视听,必然会对现今的中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产生危害。

  小朋友麦兜原本在今年9月就要读小学一年级了,但她的爸爸打算延缓一年入学时间。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麦兜爸爸正在用Evernote为麦兜度身定制一本适合她的学前教科书,为的是让麦兜在上小学之前能有个适应和准备的过程。

  民国老课文没你想得这么美

  就在大班家长们忙着为小朋友报各种拼音补习班的时候,麦兜爸爸想要做的,是“不要让麦兜在教育机械化之下感受到压力”。“这与学校教育是并行不悖的,我是尊重学校教育的。师生教学的确是有一套系统的,但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对每个孩子都适合呢?”麦兜爸爸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广大家长面对的一个难题,在现行教育制度下,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关注每个小朋友的个性发展,老师也不可能像家长那样对孩子的认知习惯有所了解。

  孙绍振几年前编撰过语文教材,谈及这段经历,他直言:“不只是痛苦,真是痛得‘皮开肉绽’”。无论是语文教材的编撰还是课堂教学本身,“谁都能对语文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在中学的各学科中,或许没有哪一门学科承受的非议比语文学科更多。

  在麦兜爸爸的私人语文课本里,他放入了10首简单的唐诗,20首复杂一些的,这些诗歌表达了不同的情感,更重要的是,诗歌里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多少楼台烟雨中”、“姑苏城外寒山寺”都是可以带麦兜亲眼去看和体会的。“相同的字在不同的诗歌里有不同的意思,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读唐诗是培养兴趣,但我们不会要求她当着众人的面抑扬顿挫地朗诵或背诵。”

  孙绍振说,语文教材确实不好编,如今问题也不少,但并不能因此就“把歪理当真理”。针对有学者认为的“民国教材选的都是美文”一说,78岁的孙绍振回忆说,自己读小学时接触的正是“民国老课本”,有一本教材的第一课就是蒋介石写给儿子的一封信。“当时选的哪里是美文,大量课文是时文。”孙绍振至今还能背上几段小学课文。从今天的眼光来打量,这些选文不仅没有文学性、不贴近生活,而且文章遣词造句中时而有语病,时而夹着方言。

  对于识字的进度,麦兜爸爸觉得她早晚都能学会,不存在“起跑线”的问题,他正在琢磨研究的是拼音和英文字母如何同时教而不会使麦兜感到迷惑,而不是考虑比别人学得快还是慢。对于麦兜爸爸来说,这本小课本里更多的是备课的材料,包括图片、视频以及设计师妈妈的手绘都可以出现在里面。书本里有诺奖获得者吉卜林写给他12岁儿子的诗《如果》,也有念给麦兜听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

  但书市上,借着“民国老课本”热销,不少出版商笑弯了腰。在诸多民国老教材中,最受追捧的是由叶圣陶编写的《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孙绍振说,《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实际上在当时不是主流的语文教科书,而是给学生课外阅读的读本。名家之所以编这套读本,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语文教科书太糟糕。

  “不是说放弃了学校的教育,而是让女儿在入学之前有一个宽松的准备时间,我们希望她能对很多事物保持好奇心,而不是受到外界给予的那种学习是要苦的、累的压力。”麦兜爸爸用雪花插片启发麦兜对于数字、序列和空间的理解,而不是默写数字1、2、3,“比如数字10和十楼,后者不是指十栋楼,但小朋友在面对数字时其实是很迷惑很抽象的”,而这些细致入微的解释,常常需要父母在日常生活中慢慢指引。“基础准备要扎实但不是死记硬背和强制性的”,作为家长,麦兜爸爸有着宽容良好的心态,“不在乎成绩,重要的是告诉她如何学习”。

“有些学者和书商,一边在攻击学校的语文教材,一边在组织编写给中小学生的课外读物。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看,也不排除背后有经济利益的因素。”有学者甚至把这种现象称为“书商的诡计”。问题是,在对语文教材的诸多批评中,这类“诡计”被发现了吗?

  语文是活的,要实践

  美国学生“多元思维”值得中国孩子学习?

  小米现在3岁,父母均在高校任职,父亲刘擎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虽然对现在的小学教科书究竟如何不甚了解,但以刘擎的个人记忆来看,教材并非处于主导地位,“由于我在一个师范学校长大,所以让我有更多的东西可以阅读。”刘擎出生于1960年代,读书时处于“文革”后期的特殊历史时期,意识形态主导了教科书,比如第一篇课文是讲毛主席的故事,但和现在相比,当时的他们“因为没有课业负担反而能看更多的课外书,周围的教师长辈常常跟我讨论在课外书中读到的故事,现在看来,倒是这些课外阅读和讨论对我很有实际帮助”,当时鲁迅的文章以及一些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至今印象深刻。

  除了教材,语文课堂受到的外界侵扰也不少。到上海赴会前,孙绍振刚读了一位学者写的文章,大意是讲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孔融让梨”故事被搬到美国课堂后,美国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对“孔融让梨”故事做了更加多元的解读。